东京的指示办。手续没齐的先留在本地，美元津贴照发，不用急。”
格里高利将地图往后翻了一面。
“港区准备的房间够用。不过您得再派几个后勤人员过去，有孩子，也有年纪大的，光安排床位可不够。”
“医疗、饮食和翻译都安排了。第一批人员到达之前，还会再检查一次供暖和热水。”
“那就好。”
格里高利刚要收起地图，又停了一下。
“还有件事。莫罗佐夫托我问一句，明天车队跑完交接，他能不能抽空去一趟第十五医院。”
佐伯抬起头。
“孩子已经住进第十五医院了？”
“昨晚送去的。医生说恢复得不错，就是还得观察几天。”
“当然可以。”
佐伯说着，把一份接收时间表递给他。
“不仅是明天。他不必在守着孩子和执行任务之间做选择，先把家里的事安顿好再归队，日程表里留了富余。”
格里高利接证件的手停了半秒，神色古怪地看了他一眼。
“佐伯先生，您倒是比我想的有人情味。”
“这是东京总部的统一部署。”
佐伯回答得很自然。
“研究人员要照顾家属，军人也一样。否则他们凭什么相信我们会履行承诺？”
格里高利没再打趣，把通行证小心收进内袋，扣紧了大衣纽扣：
“那就明天见。”
“辛苦了。”
门被带上，带进来的一缕寒风很快散在室内暖气里。
佐伯拉过桌上的台灯，重新审视那张人员明细。
二十多个俄文名字旁，红蓝两色的圆珠笔做满了批注：谁的行李需要加派货车、谁的家属还在等外地长途车、谁的手续还差一道公章……
为了这一张薄薄的纸，东京在芬兰的港口、莫斯科的部委走廊和华盛顿的政客餐桌上，已经铺陈了整整一年。
如今预算、居留许可、暖气公寓与车队全部卡在了齿轮上，剩下的，无非是把这些名字从纸面上，一个一个搬进现实。
窗外，圣彼得堡的暴风雪还在无声地席卷着涅瓦河口。
佐伯收拢好名单，锁进保密柜，随手关了台灯。
明天就是圣诞节。
这个国家的最后一天，也快到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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