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框架并非普世真理，它诞生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语境。用你们的框架来‘分析’我们的历史和社会，本身就是一种学术殖民！‘萤火’项目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尊重我们的本地知识，与我们合作，将我们的叙事、我们的视角、我们的智慧，融入教学内容！这怎么就成了问题？难道只有符合西方标准的叙事，才是‘正确’的、‘安全’的？”
“我并非反对本地化，姆旺吉教授。”瓦格纳博士微微抬起下巴，姿态优雅但带着疏离，“我只是在提醒，在AI这样一个强大的、可能影响认知的工具面前，我们必须极度审慎。当AI系统主动或被动地强化某种特定的叙事，即使这种叙事在本地语境中被认为是‘正确’的，它也可能无意中压制了其他可能同样有价值的视角，甚至可能在更广泛的全球对话中，制造新的‘信息壁垒’或‘认知偏见’。我们伦理委员会的责任，是确保‘萤火’作为一个全球性平台，其底层逻辑是促进理解、沟通与包容，而不是在无意中成为某种特定叙事的‘传声筒’，哪怕这种叙事是出于好意的本地化。”
“您的意思是，‘萤火’应该做一个价值中立的、不提供任何视角的信息聚合器？”韩薇忍不住开口，语气尽量保持平和，但手指微微收紧，“但教育本身就不是价值中立的！任何课程设计、任何材料选择，都蕴含着价值观。我们追求的，不是虚假的‘中立’，而是基于尊重、合作、赋能的原则，与当地伙伴共创，让技术服务于他们的需求，增强他们的声音，而不是用我们预设的、所谓的‘普世框架’去规训他们。东非项目的成果，孩子们学习兴趣和能力的真实提升，就是最好的证明！这难道不比抽象的、脱离语境的‘伦理风险’讨论更有意义吗？”
“成果当然重要，韩女士。”瓦格纳博士转向韩薇，语气缓和了一些，但目光依旧锐利，“但成果不能掩盖过程和方法可能存在的长期风险。我们今天讨论的，不是否定项目的价值，而是如何建立一个更健全的、能够应对未来更复杂情况的伦理治理机制。比如，我们是否应该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多元文化背景的专家小组，对‘萤火’在所有地区的本地化内容进行‘伦理审计’？以确保其符合一些最基本的、被广泛接受的伦理准则，比如避免煽动仇恨、尊重人权、推动更公平等等？”
“伦理审计？由谁来审计？”姆旺吉教授的声音陡然提高，“又是你们西方的专家吗？用你们的准则，来审计我们的教育内容？这难道不是一种新的、更隐蔽的文化霸权吗？韩总，我坚决反对这种提议！这是对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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