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工连着干了十六个小时，眼睛熬红了，缝出来的针脚还是笔直的。
齐母讲了弄堂里的家长里短。谁家的儿子上了大学。谁家的女儿嫁了人。
方天朔他们讲不了自己在做什么。就讲了一些能讲的。朝鲜的雪。冬天有多冷。压缩饼干有多硬。
李福远讲到吃的就来劲了。他讲了怎么用一个罐头盒煮出一锅热汤。齐母听得直乐。
下午两点半。四个人告辞。
齐悲鸣和齐母一直送到了弄堂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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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人朝吉普车走。
刚走出十几步。
后面弄堂里传来了说话声。
"齐悲鸣真是好命哦。"
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上海话。她大概以为方天朔他们已经走远了。
"他女儿找了个女婿。是个军官。听说是旅长。"
另一个声音："旅长是啥个官？比团长大还是比团长小？"
"我哪能晓得。反正听着蛮大的。"
"管他大小。侬看看人家开来的车。美国吉普车。前呼后拥的，带三个警卫员。"
"就是。大包小包的礼物拎进去。我看那些东西，要花不少钞票呢。"
"年纪轻轻就当那么大的官。再过几年还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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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天朔听到这里，摇了摇头。
他继续往前走。
但后面的话还在传过来。
"不过嘛。万事总归没有十全十美的。"
"啥意思？"
"他家女儿。原来在医院当护士，当得好好的。偏要跑去参军。跑到朝鲜去当医护兵。吃了不少苦头。"
"啊呀，那种地方——"
"可不是嘛。侬晓得伐，胡同口那个李阿毛。今年二月刚回来。"
"李阿毛怎么了？"
"两条腿都冻掉了。"
那个声音压低了一些。但方天朔听得很清楚。
"现在坐轮椅。老惨了。他姆妈天天在家里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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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天朔的脚步慢了下来。
然后停了。
他站在弄堂口的青石板上。没有回头。
阳光从弄堂两侧的屋檐之间照下来。石库门的墙上爬着一些青苔。有人家的窗台上摆着几盆天竺葵。红色的花。开得很好。
一切都是安宁的。四月的上海。阳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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