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五年一月，大别山。
春寒料峭，山里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
李云龙蹲在田埂上，手里攥着一把勃朗宁，眼睛盯着前方那座青砖大瓦房。
他已经蹲了半个时辰了，腿有点麻，但不敢动。
三个月前，他回到了鄂豫皖交界的老家。不是衣锦还乡——他身上最值钱的东西就是怀里这把枪。
楚云飞给他的。一雄一雌里的雌枪。当时他还嫌“雌的听着跟个娘们儿用的”，楚云飞没跟他计较，直接把雄的换给了他。
李云龙摸了摸枪柄，心里说了一句：姐夫，今儿可能要用上它了。
他是半个月前加入农民协会的。说起来也简单，村里来了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姓董，说是从武汉来的，专门帮穷人闹革命。董先生站在村口的大槐树下，讲了一下午的话。
“为什么穷？因为地主占着地不给你们种。为什么吃不饱？因为交了租子剩下的连粥都喝不上。”
李云龙蹲在人群后面，听得入神。这些话楚云飞跟他说过类似的，但没有董先生说得这么直白、这么扎心。
“我们要怎么办？”董先生挥着拳头，“打倒地主！分田地！”
人群跟着喊：“打倒地主！分田地！”
李云龙没喊，但他心里已经认定了，这个董先生，是个能跟的。
入会手续很简单，填个名，按个手印。李云龙不会写字，董先生帮他写了“李云龙”三个字，他按了个红手印。
从那天起，他就是农协会员了。
农协的第一件事就是跟地主算账。
李云龙那个村最大的地主姓周，外号周扒皮。家里三百多亩地，佃户交七成租子，灾年也不减。
谁家姑娘长得好，他就派人去“说亲”，说亲不成直接抢。村里人恨他恨得牙痒痒，但没人敢吭声，周扒皮养了十几个护院，个个有土枪。
董先生带着农协会员去找周扒皮谈判，要求减租减息。周扒皮嘴上答应得好好的，转头就派护院把董先生打了一顿，扔在村口。
李云龙赶到的时候，董先生满脸是血，躺在地上起不来。
“狗日的周扒皮！”李云龙骂了一句，把董先生背回了自己住的破窑洞。
那天晚上，李云龙把勃朗宁从怀里掏出来，擦了又擦。这把枪跟了他快一年了，还没开过火。
他不知道开火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但他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
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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