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的药盒放在电视机柜上，在午后的阳光里，像一个沉默的警告。
阿黄记得这个盒子。每天早上，老李会坐在藤椅上，小心翼翼地打开它，从里面倒出几粒颜色形状各异的药片，就着温水吞下去。每次吃完药，他会把药盒放回原处，手指在盒盖上轻轻按一下，像是完成一个重要的仪式。
但今天早上，老李打开药盒后，手在里面摸索了很久。阿黄趴在他脚边，仰着头看。它看见老李的眉头慢慢皱起来，枯瘦的手指在空荡荡的药盒隔层里徒劳地划动。最后，老李把药盒倒过来，用力抖了抖——什么也没掉出来。
药盒空了。
老李盯着空药盒看了很久，然后慢慢地、慢慢地把它放回电视机柜上。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立刻起身去做早饭，而是继续坐在藤椅里，望着窗外。
窗外的槐树叶子已经掉得差不多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指向灰白的天空。风很大，吹得窗户玻璃微微震颤。阿黄站起来，把前爪搭在老李膝盖上，用鼻子碰了碰他的手。
老李低下头，看看阿黄，脸上挤出一个笑容。那笑容很勉强，嘴角扯动的幅度很小，眼睛里没有笑意。
“没药了。”他说，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
阿黄不懂“没药了”是什么意思，但它能感觉到老李身上散发出的那种气息——不是烟草味，也不是铁锈味，而是一种更深沉、更无力的东西，像秋天最后一片叶子在枝头颤抖，随时可能坠落。
老李终于站起来，动作比平时更慢。他走到电话机旁边，拿起那个黑色的、笨重的话筒，拨了一个号码。阿黄跟过去，蹲在他脚边。
电话接通了。老李对着话筒说了几句，声音很低，阿黄听不清。只听见老李说了“药”、“医院”、“开不了”，然后沉默了很久，听着电话那头的人说话。最后，老李说：“那……那好吧，我自己去一趟。”
他挂了电话，又在电话机旁站了一会儿，才转身对阿黄说：“医院不肯多开，说必须本人去复查才能再开药。我得去一趟医院。”
阿黄的耳朵竖了起来。它不喜欢“医院”这两个字。上次老李去医院，就是被那辆白色的车接走的，它追了好久没追上，后来等了整整一个下午老李才回来，回来时脸色更白了，走路要人扶。从那以后，它就对“医院”这个词格外敏感。
老李开始穿外套。那是一件藏蓝色的棉衣，洗得有些发白，袖口磨出了毛边。他穿得很慢，胳膊伸进袖筒时有些吃力，咳嗽了几声。阿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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