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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晨，他还是会把藤椅搬到院子里，放在老地方，然后自己坐在旁边的小马扎上，晒半个钟头的太阳。阿黄也会趴在他脚边，有时候会把头搁在他的布鞋上，感受那只脚传来的、微弱的温度。
但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老李的话更少了。他常常一坐就是很久，不说话，只是看着院子里的某个地方，看着那棵老槐树，看着墙角疯长的野草，看着院墙上爬过的蜗牛。有时候他会咳嗽，咳得很厉害，咳得整个人蜷缩起来，阿黄就着急地围着他转，用湿漉漉的鼻子碰他的手，直到他平复下来，虚弱地拍拍它的头，说：“没事，没事……”
有时候，他会对阿黄说话，说一些阿黄听不懂的话。
“阿黄啊，我年轻的时候，能扛两百斤的水泥上三楼，不带喘气的。”
“阿黄啊，这把藤椅，是我爹编的。我爹手巧，什么都会编，筐啊，篓啊，椅子啊……他走了三十年了。”
“阿黄啊，你大娘要是还在，该骂我了，骂我不知道添衣服，骂我咳嗽了还不吃药……”
他说这些的时候，眼睛看着很远的地方，仿佛在看着那些已经消失的岁月。阿黄听不懂，但它会安静地听着，耳朵微微转动，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老李，仿佛这样就能把那些话语里的重量分担一点过来。
藤椅还是每天搬出来，又搬回去。
搬出来时，老李会拍拍椅面，用抹布擦一擦，尽管上面并没有灰尘。搬回去时，他会站在椅子前，看一会儿，然后很轻、很轻地叹一口气，那叹息轻得像羽毛，却沉得让阿黄心里发紧。
有一天下午，天阴着，风很大，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叶子被吹得哗哗响，黄叶像雨一样往下掉。老李没有出门，只是坐在里屋的床上，靠着墙，看着窗外。阿黄趴在他脚边，能听见他胸腔里那种拉风箱一样的声音，呼啦，呼啦，一下，又一下。
忽然，老李说：“阿黄，去，把椅子搬进来，要下雨了。”
阿黄抬起头，看看他，又看看窗外。它听得懂“椅子”，也听得懂“进来”，但它不知道怎么“搬”。
“去啊。”老李又说，声音很虚弱，但很坚持。
阿黄站起来，走到外屋。藤椅还在院子里，在越来越暗的天光里，像一个沉默的、等待的老人。风很大，吹得藤椅轻轻摇晃，藤条摩擦，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
阿黄走到藤椅边，用鼻子碰了碰椅子腿。椅子很重，比它重得多。它绕着椅子转了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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