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就是他把药片倒进嘴里、端起搪瓷缸子喝水送服的声音。这些声音连在一起，成了家里新的背景音，和钟摆声、收音机的戏曲声、窗外的麻雀叫声混在一块儿。
阿黄不喜欢那个瓶子。因为它发现，每次老李拧开那个瓶盖，他身上的气味就会变——变得更苦，更涩，像夏天垃圾桶旁边被太阳晒了一整天的西瓜皮。狗鼻子不会骗人，阿黄能闻出那气味里的疲惫。
但真正让阿黄不安的，不是老李的身体变差了，而是老李自己不承认。他还是在每天早上把热粥里最稠的部分舀到阿黄的铁碗里，还是会在阿黄把脑袋搁在他膝盖上时用手掌慢慢地揉它的耳根，还是在每个周末搬一把小凳子坐到阳台上，用那把跟了他半辈子的推子给阿黄剃毛。推子已经老了，刀片钝了，剃到一半会卡住，吱吱呀呀地响。老李就用手把刀片掰开，对着光看看，嘟囔一句“老伙计，你也老了”，然后继续剃。阿黄趴在他脚背上，感受着推子在背上嗡嗡地走，尾巴尖偶尔扫一下老李的脚踝。
那是阿黄最安心的时刻。推子的嗡嗡声，老李的嘟囔声，阳台上晒着的旧棉被散发出的阳光味道，还有从楼下护城河那边飘过来的水腥气——这些气味、声音、温度叠在一起，构成了阿黄世界里“幸福”的全部定义。
可是今天，老李没有拧开那个瓶子。搪瓷缸里的茶凉了，他没有续热水。手里的烟没有点着，就那么夹着，指节微微发抖。阿黄注意到他的嘴唇有些发紫，像是冬天里被冻过的猪肝的颜色。这个颜色阿黄见过——去年冬天最冷的那几天，老李在阳台站久了，进屋的时候嘴唇就是这个颜色。
阿黄站起来，四条腿绷得直直的，耳朵从平常的半垂状态刷地竖了起来。它走到老李腿边，用湿漉漉的鼻尖碰了碰他垂在藤椅扶手上的那只手。手还是凉的。阿黄急了。它张嘴，轻轻咬住老李的袖口——那件藏青色的旧中山装，袖子已经磨得发白了，布料的纹理在阿黄的牙齿间发出轻微的摩擦声——然后往外拽。不是真要拽他去哪里，这是一个信号，它在告诉老李：我觉得你应该躺着。
老李睁开眼，低头看着它，浑浊的眼珠转了转，然后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浅，浅到还没到达眼底就散掉了。他知道阿黄在担心什么。这傻狗，平时连一只从阳台飞过的蝴蝶都追不明白，却能从他一声没咳出来的咳嗽里听出不对劲。他轻轻地掰开阿黄的嘴，把袖子抽出来，然后用食指点了点它的额头。
“你比我还紧张。”他说，嗓子还是沙哑的，“我没事，就是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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