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护城河上还浮着一层薄薄的雾，隔壁早点铺子的卷帘门哗啦一声被拉上去，油条下锅的滋啦声隔着半条巷子传过来，平时阿黄会在这个点准时醒过来，抖抖毛，走到老李床头用湿鼻子拱他的手背，直到那只粗糙的大手从被子里伸出来，在它脑门上拍两下，它才摇着尾巴去阳台上蹲着等早饭。但今天它是被冻醒的。藤椅上的凹痕已经彻底凉了。
阿黄从藤椅上跳下来，四条腿站定，先抖了抖浑身的毛——从脖子抖到尾巴尖，像一道波浪滚过身体，这是它每天的固定仪式。然后它走到门口，低头看了看地上那摊早已干涸的暗红色爪痕，凑近嗅了嗅，是自己扒门时蹭掉的血，已经不新鲜了，带着铁锈和灰尘混合的气味。门还是关着的。昨天晚上老李没有回来，这是第一个没有老李的夜晚。阿黄在门前坐了片刻，转身走向阳台，绕过那把空荡荡的藤椅时，它习惯性地朝扶手吹了吹气，像是要把凉掉的椅面吹热——老李每次坐下前都会这样吹一口，其实那口气根本吹不热任何东西，但他吹了十年，阿黄也就学会了。
阳台的纱窗开着一道缝，晨风从那道缝里挤进来，带着护城河的水腥气和隔壁油条的油香。阿黄把鼻子探出去，五点的街道还很安静，楼下早餐铺的灯亮了一盏，橙黄色的光在薄雾里晕开，像一颗被水泡开的糖。收垃圾的三轮车叮叮当当地拐过巷口，骑车的老韩头戴着顶灰扑扑的鸭舌帽，车后斗里摞着半人高的废纸箱。阿黄认得他——以前老李每天买菜回来，在巷口碰见韩老头都要停下来唠两句。韩老头嗓门大，笑起来能把梧桐树上的麻雀惊飞，他每次看见阿黄跟在老李脚边，都会操着一口烟熏嗓喊一声：“哟，老李，你家这位今天又胖了！”然后从兜里摸出半根火腿肠。
可今天韩老头的三轮车没有停。他从楼下蹬过去，连头都没抬——不是他没看见阿黄，而是他压根没往那个熟悉的窗口看。没有老李站在窗边的阳台，对一个收垃圾的老人来说，和路边任何一扇陌生的窗户没有区别。
阿黄的尾巴耷拉下来。它不明白，“家”这个东西原来这么脆弱——只是少了一个人，就从一个有早饭、有抚摸、有声音的窝，变成了一间装满家具和气味、却什么都不是的空屋子。
第一天是王姨来的。她用老李藏在门口脚垫下的备用钥匙开了门，左手端着一个搪瓷碗，右手拎着一袋狗粮，狗粮是她在楼下小超市买的，收银台旁边那种散装的，最便宜的一种。她把搪瓷碗放在阿黄面前，碗里是白粥，稀得能照见碗底的花纹，没有老李惯常会在粥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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