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黄身边，扶着碗架，慢慢地、一节一节地，蹲了下来。他的膝盖在蹲下的时候发出一声脆响，在安静的厨房里格外刺耳。他伸手摸了摸阿黄的头，这一次手没有抖，大概是因为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这上头。
“傻狗。”他说。声音是哑的，哑得像砂纸磨在木板上，但阿黄听出来了，那层哑底下藏着的东西不是难过，是一种很烫很烫的、几乎要从眼眶里溢出来的什么。它不懂老李为什么叫它傻狗，但它知道老李的声音在发抖。它把脑袋拱进老李的怀里，闻到了肥皂和药片混在一起的味道，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橘子香——那是今天下午那个被放在桌上谁也没吃的橘子。
阿黄不懂老李为什么叫它傻狗，但它知道，老李说“傻”的时候，和他叫它“阿黄”的时候，声音是一样的。一样的好听。
第二天，老李做了一个决定。
他在藤椅上坐了一上午，腿上盖着那条旧毛毯，手里攥着那个凉透了的橘子，一动不动。阿黄趴在他脚边，看着他脚上那双棉拖鞋——左脚的鞋底磨穿了，露出里面灰色的棉花，走起路来一高一低。他该换一双新的，但他没换，因为新鞋太硬，要磨很久才能跟脚。他大概觉得自己已经没有那个时间了。中午的时候，他终于动了。他撑着藤椅扶手站起来，晃了两下才站稳，然后走到墙角那个老旧的五斗橱前，拉开最底下的抽屉。抽屉里装满了杂物——旧钥匙、生锈的螺丝刀、一沓用橡皮筋扎着的过期粮票、几颗玻璃弹珠——还有一本红色塑料封面的电话簿。电话簿的封面已经裂了，用透明胶带粘过，胶带边缘翘起来，像一片枯了的树叶。老李翻到最后一页，上面用铅笔写着一个号码，字迹歪歪扭扭，是老李自己的笔迹。他拿着电话簿走到电话机前，看着那个号码看了很久，手指绕着电话线一圈一圈地缠，缠了又松开，松开了又缠上。然后他拿起听筒，拨了过去。
“喂，老赵啊。是我，老李。”他停了一下，嗓子里像卡了什么东西，“我想请你帮个忙。”
阿黄竖起耳朵。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更苍老的声音，嗡嗡的，听不清在说什么。老李嗯了两声，然后说了一句阿黄听不懂的话：“万一哪天我走了，阿黄不能没人管。它这条狗啊，脑子笨，不会讨食，不会看家，除了跟着我什么都不会。我不在，它活不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老赵大概是在叹气。然后老李又说了一句话，声音忽然变得很轻很轻，轻到阿黄几乎听不见——“就当是我欠你一个人情。我这辈子没求过人，就这一回。”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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