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闲没进内堂。
他在街对面找了个茶摊坐下。
“周七。”
“先生。”
“你坐在门口数人。”
“数什么。”
“辰时到午时，进堂口多少人，出多少张纸，抬多少箱进后院。”
“记数我在行。”周七说，“在铺子里记过两千包。”
“那就记。”
周七拿了根炭条，蹲在墙根去了。
“老陶。”
“先生。”
“你去街坊打听一件事。”
“问什么。”
“问这条街上，谁家卖了地。”
老陶挠头。
“卖地的多了去了。”
“就问卖地的人家，买的是什么。”
老陶去了半天。
晌午回来，脸色不好看。
“先生。”
“说。”
“卖了两家。”
“买什么了。”
“东头那家，卖了六亩水田，买了一块牌。”
“什么牌。”
“针王牌。”老陶说，“木头刻的，三十个钱。”
“买一块牌子，卖六亩田。”
“说是挂着不生病。”老陶压着嗓子，“西头那家也卖了，卖了三亩，买了两块，给两个儿子一人一块。”
“现在呢。”
“东头那家的老娘，上月还是病了。”老陶说，“没去请大夫，先去堂口磕头，磕了三天，人没了。”
“西头那家呢。”
“西头那家没病。”老陶说，“可他家那三亩田，今年种的谷子，卖了再买不回来。”
赵闲的手指在桌上敲了一下。
“再说。”
“街上人说，堂口一天进的钱，比东头那家药铺一个月还多。”
“这话谁说的。”
“药铺的伙计。”
午后，周七也回来了。
他把炭条记的一张纸递过来。
“辰时到午时，进一百三十二人。”
“出多少纸。”
“一百零九张。”
“多少张收了钱。”
“五十八张。”周七说，“其余的人，像是熟脸，进去就出来了。”
“卖牌多少块。”
“十一块。”
“后院抬出多少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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