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豆被押进庙，关在东厢的一间屋里。
屋里有一张旧的竹榻，榻上有一领草席。
他在屋里坐了两个时辰。
到掌灯的时候，门开了。
进来一个老头。
老头七十上下，背有点驼，穿一件洗得发白的青布袍。
他手里提着一盏灯，另一只手里端着一碗饭。
饭上卧着一个蛋。
他把饭放在榻上。
“吃。”
“谢谢。”阿豆说。
“你不是南屿来的。”老头说。
“不是。”
“你手上的针，是南屿的。”
阿豆把针拿出来。
老头接过去，凑到灯前。
他看了很久。
看那中间的接痕。
看到后来，他的手开始抖。
“这针，”他说，“是针冢里的。”
“针冢早就不在了。”阿豆说。
“针冢的针还在。”老头说，“你不懂。”
他把针还给阿豆。
他在另一头坐下。
“坐。”
“老先生，您是这庙里的？”
“从前是。”老头说，“二十年前，我是这庙里的大医。”
阿豆抬起头。
“那您不做了。”
“做不了了。”老头说，“我救不过他们。”
“救不过谁。”
老头没答。
他看了一会儿窗。
“你见过堂上那尊像吧。”
“见过。”
“你知道那是谁。”
“知道。”
“你知道他是怎么来的吗。”
阿豆没有说话。
老头把灯从桌上端起来，照向墙角。
墙角有一块碑。
碑不大，只到人的膝盖。
碑上的字，被磨掉一半，剩下几个还能看见。
老头指着那几个字。
“永昌三年，城中大疫。”
“那年一共来了三条船。”
“船上的人，是中原的。”
“船是逃难的船。”老头说，“船上有个大夫。”
“他把药箱抬下来，先救孩子。”
“救了一个月，城里死了八百多，他救回三百多。”
“后来他自己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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