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很多年过去了。
京里换了一任知府，又换了一任。
伤兵营的簿子，记到了第三十七本。
《医典》重修了两回。
柳家的印，局里用旧了，又刻了一枚新的。
那条巷子还在。
米铺换了东家，布庄的招牌换了三次。
巷子当中那一间，还是那一间。
没有匾。
案是旧的，椅子也是旧的。
铜壶换了三个，一口比一口大。
坐堂的人，还是那一个。
头发全白了。
背有点驼，可手上稳。
那些年，他看过的病人，自己都数不清了。
本子换了三十几本。
每一本上，记的都是病，不是人。
有一年，北边修了一条官道，从京里一直通到海边。
道修好了，走的人多了。
有跟着货船走的人，有跟着药车走的人。
也有背着药箱走的人。
那些人里，有的认识他，有的不认识。
认识的，路过这条巷，进来坐一会儿。
不认识的，问一句路。
问完了，走了。
年年都有人问。
问的都一样。
“回春堂，在哪儿。”
后来有一天，他坐在堂里。
那天没有人来。
日头从东边的窗子进来，落到案上，又从西边的窗子出去。
铜壶里的水开了又凉，凉了又开。
到下午的时候，门口进来一个人。
一个年轻人，背着药箱。
箱子很旧，边角都磨毛了。
年轻人走进来，站在门口，看了看屋里。
“老先生。”
“嗯。”
“跟您打听个地方。”
“你说。”
“回春堂，”年轻人说，“在哪儿。”
赵闲抬起头。
他看了那个年轻人一会儿。
“从这儿出去，”他说，“往东。”
“往东走到头？”
“往东走到头，过一个桥，拐过去。”
“拐过去，有一间堂，没有匾。”年轻人问，“是那一间吗。”
“是。”
年轻人点点头。
他把药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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