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六，赵闲带着阿豆，出了城。
他们去的不是药铺，是山里。
走了两天，翻过一道岭，到了一个叫黄柏坳的村子。
村口第一户，姓柴。
柴家的院子不大，墙根下搭着一排竹架，竹架上摊着切开的黄连根，一片一片，黄得发亮。
一个五十来岁的汉子，蹲在地上翻药。
赵闲走过去，在他旁边蹲下。
“老哥，”他说，“这药，晒几天了。”
“第七天。”汉子说，“再晒三天，就能收。”
“一共收多少。”
“这一架，晒干了，三斤不到。”
赵闲伸手，把一片黄连拿起来，对着光看。
“山上挖的？”
“嗯。”汉子说，“后山的崖子，一天来回。”
“一天能挖多少。”
“好的时候，一天挖个十来株。下雨不能去，雪天不能去。”
“一年挖多少天。”
汉子想了想。
“挖得了的，一年也就四五十天。”
阿豆在旁边掰着手指头算。
一天十来株，四五十天，也就是五百来株。
三斤干货。
他心里那笔账，一点点清楚起来。
赵闲又开口。
“老哥，”他说，“官价出来了，你知道吗。”
汉子翻药的手停了一下。
“知道。”
“年成怎么样。”
汉子没答。
他把手上那片黄连，翻了个面，又翻回去。
翻了两遍，才说话。
“先生，”他说，“我这一架药，是给孙子攒的。”
“攒什么。”
“攒学费。”
他说得很轻。
“我孙子，考上了县学先生开的蒙馆。一年束脩，二两银子。”
“我寻思，这一架药卖了，加上头里攒的，差不多够。”
“官价一出来，”汉子把药放下，“二两，变成一两四。”
“差六钱。”
“六钱是什么。”
“六钱，是我不敢给孙子买的那雙鞋。”
夜里，柴家的孙子回来了。
八岁的孩子，背着一小捆柴，脸上冻得通红。
进门看见有客人，他先愣住了，然后很规矩地行了个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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