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举前一天夜里，郭先生来找阿豆。
庙外头，井台边。
郭先生手里拎着一盏渔灯。
“坐坐。”
阿豆在井台上坐下。
郭先生把灯搁在两块石头中间。
“明天坐会，”他说，“你说话吗。”
“我说不上。”阿豆说，“我是外来的。”
“你是外来的，可你说外头的话。”
“我说了，你要吃亏。”
郭先生笑了。
“我知道。”
他把灯芯挑了挑。
“我四十二了。”他说，“认字，认不到三百个。”
“这几十年，我看过的病人，比岛上谁都多。”
“可我记不住。”他说，“我看病，记在脑子里。哪天我死了，脑子里的东西就没了。”
“你师父不是这样吧。”
“不是。”阿豆说，“他写。”
“写下来，才能留下来。”郭先生说。
他把手伸出来，翻过来给阿豆看。
“你看这手。”
阿豆看了。
手掌大，指节粗，虎口上有一道旧疤。
“我这双手，治病行。记账不行。”
“我认字慢。写一行字，要一炷香。”
“这庙里，一天要记十笔账。”
他把手收回去。
“我守不住。”
阿豆没接话。
“我想了一夜。”郭先生说，“明天我不上会。”
“不上会？”
“我推阿汶。”
阿豆抬起头。
“他不会治病。”
“他会学。”郭先生说，“他年轻，认得字。他学三年，能治一半的病。”
“剩下的呢。”
“剩下的我来。”郭先生说，“我在岛西头那个棚，不搬。”
“庙里没有药了，我挖草。”
“庙里没人手了，我去。”
阿豆看着他。
“图的什么。”
郭先生把灯提起来，照了照井口。
井里映着一点灯火，晃晃的。
“我在这儿待了三年。”他说，“我想在这儿待下去。”
“不坐那把椅子，也在岛上。”
“有一条。”他把灯放下。
“阿汶得考那个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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