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作为书局主体建筑，旁边还有几幢建筑作为辅助建筑。现在的资治通鉴书局今非昔比，在里面做学问是再舒适不过的了，当司马光通过破开的院墙来到新书楼的时候，惊讶的半天说不出话来。
王静辉全面改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书局状况，除去以此来改善两人之间的关系外，最重要的还是对“治史”的看法。在这个时代没有任何人能够比王静辉更加清楚《资治通鉴》的历史意义，而《资治通鉴》的著述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司马光本人著史治国的本意，相比之下王静辉比司马光更加看重这本书，更加清楚这本书给这个社会将来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和司马光的前辈司马迁的《史记》有着很大的不同，后世中国治史思想完全是传承了司马光的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讲《资治通鉴》的社会意义和影响力超越《史记》太多。
《资治通鉴》尽管在物质上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这本书的编写进度依然没有提高多少，这全是因为司马光本人严禁的态度，再加上历史已经改变，司马光并没有如历史进展一样被贬到西京洛阳和富弼去做伴。
不过在王静辉的眼中《资治通鉴》迟早有一天会写完，而他还要花这么大的力气来重建《资治通鉴》书局，就是想把这里变成一个学术中心——治史，是中国学术传统中具有显赫地位的一个领域，以史为鉴不仅对学术界有效，更始对统治阶层有着非常深重的影响，尤其是宋朝这样一个儒学高度发展的朝代。不过最具讽刺意义的是对于《资治通鉴》这样的一部政治“圣经”，一部总结了中国历史上政治沉浮与执政经验的帝王“圣经”，“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他本来是写给皇帝政治历史教科书，是让他们反思自己的一面镜子，但是宋朝地皇帝们一代不如一代。他们并么有按照这部书上教导的去做人、做事、做皇帝！
在很大的程度上《资治通鉴》并没有起到当时应有地作用，这对王静辉来说是一件非常值得深刻反思的事情。在王静辉原来所处地历史时空中，司马光的心血算是白费了。但现在王静辉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实力，但他还是需要“武器”——《资治通鉴》正是这样一柄非常有力的武器——司马光的名望才学在这个时代也唯有王安石可以堪看相比。但在治史上司马光确实当之无愧地颠峰。
“君实先生。”王静辉防下手中的茶杯，在宽敞明亮的《资治通鉴》书局会客厅内，王静辉和司马光相对而坐，“几年来《大宋明镜报》出版以来，从一个月十五期到现在每月逢十不出刊外。有二十七天出报，销量已经达到了十一万份。大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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