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皇帝都希望知道自己有多少钱，天下有多少钱。趣/读/屋/在这个时代要进行较精确的经济测量，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好在朱慈烺依稀还记得经济史的一些内容，知道上哪里能够找到自己需要的数据——虽然这些数据未必可靠。
当然，用更“专家化”的语言来表述，这叫做：百分之某数的信心指数。
有百分之八十的信心指数，就意味着对此数据具有百分之八十的信任度。
朱慈烺现在对后世历史学家、经济史学家的信任指数为百分之六十，对自己查到的数据信任指数却连百分之一都没有。
“儿臣派人查了宫中旧档，自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诸珰所进矿税银几近三百万两。也就是平均每年二十余万两。”朱慈烺报的这个数据的确是宫中旧档，所以不敢全信，解释道：“这是矿监四出最为频繁之时，文官称之为无地不开，民不聊生。所以年均二十万两已经是万历至今最高的收入，其中还包括太监搜刮百姓的银子，也包括铜铁矿等非白银的矿藏。不管怎么说，收回来的是白银，咱们就权当这个白银来看。”
崇祯已经那个被绕进去了，他学过历史，但还没学过如此近的历史。而且就他本心来说，他并不认为自己的祖父是个好皇帝，非但对他父亲不好，而完全没有尽到皇帝的责任。话说回来，泰昌帝作为他的亲身父亲，对他也不怎么好。
“假设我大明每年能开采的白银是二十万两，当然，事实是远远不到的。”朱慈烺道手指朝上指了指，意思是记住前面的话。这个估值是严重溢出的：“万历三十四年至今正好四十年，总共开采的白银是八百万两。”
崇祯听明白了朱慈烺的意思，也知道自己当政的十七年间每年银课收入不过两三万两，摇头道：“你这估得也太高了。神庙派矿监实乃饮鸩止渴，一时风光，却空前绝后。不足为例。”
朱慈烺却还有一份宫中数据，那是万历八年时候云南银课的数目，不足六万两。云南银课占全国银课六成，所以能够估算出当年全国银课收入为九万两上下。银课税率是三分抽一，所以当年大产额大约在三十万两左右——这是考虑了合理“贪污”的情况。因为万历八年是张居正执政的巅峰时期，官员还算是较为廉洁，但并不能杜绝贪污、假账、挪用、瞒产等各种官场陋习。
三十万两显然比二十万两高出了三分之一，但考虑到崇祯朝后期的银课愈发萎缩，国变之后根本没有收到云南的银课收入。趣/读/屋/所以用二十万这个数值信心指数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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