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想去,我终于想出了办法。第二天早上,我在付永远那里吃早饭的时候顺便跟他说:“叔叔(虽然我平时极不情愿称呼别人,但是对于自己的恩人,我觉得即便硬着头皮也要叫人家一声。),我常待在你这里也不是办法,就让我给你干点杂活吧,工钱我不要,只要管饭就行。”
付永远想了想,点了点头。他安排我跟“老红军”一起收拾窑场的垃圾。
“老红军”和付永远一个村。听他说,付永远原来是他们村的村委书记,原来在家里包鱼塘赚了些钱。后来退休了,经人介绍才来李新店承包这个砖窑厂。
他那时是村里的后勤人员,付永远因为看他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做,就把他带过来在窑场干点杂活。他在这里挣点工资,每个月再领点“红军钱”,也够他花销了。
“那你成家了没有?”我问“老红军”。“有两个儿子。”他说。
经过一些简单的谈话以后,我和“老红军”就算认识了。那“老红军”当时已经七十多岁,瘦削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左腮下面塌下的一个小窝使他说话言语不清。
据说,那个小窝是他当年在抗日战场上被子弹穿的。
我是一个想当作家的人,按说我当时应该让“老红军”给我讲讲他在战场上的故事。如果那样的话,我的这篇小说也许会写得更长一些。
可是,我当时实在没有那种心情。因为自己吃了上顿饭,下顿饭都不知道在哪里,哪里还有那种闲情雅致。
我每天天一亮就起床,在付永远那里吃过早饭,然后去找“老红军”。我俩一起推着一把兜子车,有时捡捡架棚里面的烂砖坯块,有时帮忙清理出窑后留下的煤灰——————
到了晚上,我仍然睡在空了一截的塑料架棚内,下面铺几个麦秸杆子做成的稿笺,上面盖着那个付永远给的破大衣。
我那时已经有一米七三高,盖着那个黄大衣,只有露出两只脚。幸亏那些塑料薄膜密不透风,我到时不用担心被冻着。
哎,一个人睡在那里,仰起头来看满天的繁星,听着外面的风声刮过薄膜,倒是别有一番风味。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会想起那篇小说来。哎,那篇小说究竟结果如何?有没有被出版?会不会被人冒名顶替?自己吃了这么多苦,到底值还是不值?
有时,我也会想到自己的父母,他们在家里究竟会怎样?我母亲会不会因为担心我而出来找我等等,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不挂怎样,我总算有了个落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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