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及整个浙江，宁波市舶司最大的一处商铺就是梅记经营的。
相比较而言，福建和泉州市舶司也有一些大的商贾，但规模显然小于宁波。
王鏊给皇帝放到东南这地方来，就是要稳住开海的局势，所以于宁波举足轻重的梅记他如何能不来呢？
不要说梅记的银子和他没关系，梅记毕竟在他管的地界上做生意，述职之时，提到要起解多少银两入京，也是核心问题之一。
此外，
市舶司设立之后，朝廷陆续完善了税赋、查验、审批等机制。
所以今年朝廷在东南的银子，主要是三块。
第一，便是浙、闽两省原本的田赋。
这方面浙江多些，夏税秋粮加起来要将近二百八十万石，福建少些，大约在九十万石。
这一点他这个福建总督都是有数的，今年浙江和福建无遍及全省的大灾，而且两省官员，除了他还有王琼、毛纪、丰熙、章黎、王守仁……
在这么多人合力下，浙江的田赋也算是有所增加，去年为二百五十万石，今年足足增加三十万。
这很不容易。
大概也有浙江的贪官、宗族杀得更多的因素。
福建则动静不大，其往年也能上交85万石。
不过福建从来都是兵家不争之地，大明岁入两千八百万石，天天折腾这田赋不到一百万的地方也不容易有显著的成效。
第二，就是各地市舶司的所收的关税。
按照浙闽总督衙门给皇帝所上的奏疏，开海初期为了鼓励商人出海，三地市舶司的抽税比例都低，朝廷中有人建议十抽二，那就是20%。
这个比例朱厚照没有同意，他还是赞同总督衙门的意见，以低税而养海贸，所以最终定税二十五抽一。
而且一开始，朝廷就否定了‘税出多头’的政策，即对船、对人、对货各自收税，这样名目繁多实在不利于管理。
所以统一起来，三地市舶司只针对出海的货物征收实物税。
今年是第一年，即便民间热情高涨，三地市舶司所出去的货物，也不过七百多万两，商人盈利很多，但朝廷关税收入只有20多万两。
基本上是留于当地，用于市舶司三地的一些行政开支和俸禄发放。
而上缴的那部分，主要还是针对海外输入商品所征的关税，但大明是小农经济，除非开船过来，架起大炮，否则想在这里行销商品，那可不是容易事，所以基本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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