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司督促管辖下的商人，当然不是为了官员捐的那点钱，而是这件事必须得让所有人都参与，这样追责的时候才一个都跑不了，也就能保住秘密了。
至于最后的钱数，长麟并不担心，行商、盐商都是有钱的，最大的几个哪个不是家资百万，广州一口通商几十年，每年的关税几十万，偷逃的税款不知道多了几倍，都落入那些行商手里了。另外还有钱庄、当铺，这些喝民血的，也该出出血。发动广州城所有商人，三天内凑齐两千万银元，也不是难事。
布政司陈大文口气不善：“让商民捐输总得有个名目吧，跟他们说赎城费？”
长麟哼道：“军饷！”
说完拂袖而去。
于是在周琅忙着在城楼上收兵权的时候，广州城内的官员们则开始以捐纳军饷为名，压榨全城富商士绅捐款。
普通士绅、官员，甚至七十二行商人能捐的都很有限，最后大头都得落到行商头上。
捐的多的，是那些更依赖官府权力的行业，比如盐行集合起来捐了两百万两，银行（银号、当铺行会）捐了一百八十万两，丝织行当的锦纶堂捐了七十万两，其他小行业加起来捐了三百万两，也只有总数的一半，于是盛住勒令十三行行商集体捐资八百万两。
这下子连蔡世文、潘启官这样的总商都快破产了，尤其是潘启官，他经营业绩良好，见识过潘家豪宅消费的法国人认为潘家每年消费三百万法郎，称潘启官是世界首富。后世大名鼎鼎的伍秉鉴家族，也是从潘家做帐房起家的。
但蔡世文就不一样了，他挥霍无度，且过于喜好结交权贵，每年花费比潘家更大，其实早已入不敷出，虚有其表，结果大多数募捐落到了潘家头上，潘启官召集几十家行商，公行行用（十三行行商建立的一种公用基金，每家公司缴出利润的10%，并从每笔交易中抽取3%作为公积金，主要用来共同向官员送礼和应对勒索，以及紧急时刻之用）出两百万，潘家独立承担两百万元，其余四百万让各家分担。
蔡世文求着潘家借钱，软磨硬泡将自家的几处商铺给了潘家，借来五十万两，勉强支撑他这个总商的架子。
这些钱都送到了粤海关清点，总计1550万两，折合银元足足2100万，盛住竟然还赚了100万，这也算长麟给他的好处，可实际上这钱也只有他来拿大家才放心，说到底还是他那个皇亲身份值钱，因为此时最能背锅。
由于银子银元之间还要换算，要清点，一两银子大概换74银元，如此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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