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琅用了四十年时间，先是以东印度公司这种兼具政治、经济、军事性质的公司，接着推广到铁路公司、运河公司这种较为纯粹的商业特许公司，最后允许地方批准成立地方公司，打造了一个从国际到国内再到地方的商业公司体系。让这种大型商业组织，成为中国商业的主力军，推动了中国的商业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周琅半是主动探索，半是顺其自然，也算是水到渠成了。基本上这套体系，是跟中国文化相适应和相融合的。
最让周琅惊喜的是，商业公司的出现，竟然开始冲击到了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社会精英依然歧视普通商人，但是他们并不歧视商业公司。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现象，但是一种文化上的妥协和适应。
许多读书人、官员、大地主，不但不歧视商业公司，而且会积极购买商业公司的股票，或者债券。将其看作是一种良好的投资，这个意义非凡，意味着传统精英开始转化。革命式的消灭旧精英阶层，确实能够立竿见影，可要让新精英成长起来并带领国家前进，付出的代价太过巨大。法国大革命就是例子，这次大革命确实惊心动魄，确实让人热血沸腾，让普通人十分痛快，看到一个个过去趾高气扬，骑在自己头顶的权贵被断头台砍下脑袋，欢呼的人群不计其数。
可是带来的后果，却让法国彻底失去了跟英国争夺世界霸权的资格，甚至让法国沦落到了欧洲二流国家，只能跟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为伍，跟英国已经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了。
如果中国也爆发这种大革命，清洗传统的地主阶层，官僚阶层和读书人阶层，中国付出的代价会比法国高无数倍，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比法国更加严重，至少法国是支持商业的，重商主义早就有了根基，商人阶层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而中国除了这些精英，就是一群农民，让农民来统治国家，道理上确实光明正大，庶民取得了权力，但对庶民，却未必是好事。
以中国这样的国情，不死一亿人，别想摸清楚统治的经验和奥秘。至于付出的机会成本，恐怕是沦落一百年，甚至更长。周琅既不像付出一亿生命的代价，也不想付出沉沦的机会成本，就只能跟传统精英合作，慢慢改造他们。
周琅发现这种情况，是通过民间开始办理的报纸，他发现大多数商业公司披露的信息，都相当傲慢，完全没有传统商人阶层那种唯唯诺诺。这些公司的公文都相当官方，俨然自己是官府一样。
于是周琅开始亲自询问了不少人，发现普通人也将这些各级政府特许的商业公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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