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宗教和贵族统治的一个封建农奴制地区，文化上十分恐怖，剥人皮做祭祀的活动让人毛骨悚然。但却极其稳定，贵族的野蛮压迫，在宗教的精神洗脑下，在这个经济基础极端薄弱的地区，达到了一种让人惊讶的平衡状态，广大农奴完全任命，他们对宗教的虔诚，比后世更加极端，后世的藏人就让人惊异，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无法理解那种可以从四川一路磕头几千公里去拉萨朝圣的信徒的精神力量来源。
可这种跟宗教高度结合的政治制度，毫无疑问是落后制度，从任何社会指标来看，都是落后。从明末开始，西藏人口就停止了增长，一直稳定在100多万人口上，不上不下。已经停滞了四五百年。
政府继承了满清的全部政策，派遣驻藏大臣管理这里，不求在这里取得经济利益，只求这里稳定而已。对周琅来说，他也想解除这里的农奴制，但他并不是理想主义者，没有那么强的道义感，他绝对不会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如果这里的农奴跟贵族矛盾爆发，农奴开始寻求自我解放的话，他会义无反顾的支持农奴，但很可惜，这里的农奴们任命了，而且对他们的宗教信仰看的比什么都重要。在这种情况下解放他们，不但不会得到他们的拥护，还会得罪宗教特权阶级，弄的里外不是人。
解放后的农奴，解放的是法律上的身份，经济条件改善之后，他们对物质要求并不高，愿意将大多数财富捐献给寺庙，而不是用于享乐。这种人的心理，是商业社会中物质化的人无法理解的。后世因此，有大量的公知歌颂藏人文化，其实这些公知就是吃饱了撑的，让这些人把他们所有的财富拿出来，他们绝对不愿意。更有甚者，不断为反叛势力摇旗呐喊，打着各种诸如“自由”等西方世界观的旗号，批评本国政府的西藏政策，那不是无知，就是有意的抹黑。
周琅吸取了这些教训，他发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很对，但己之所欲，有时候也不要施于人，因为别人未必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去解放农奴，未必能得到农奴的支持，那么就不要去做了。
但在不得罪西藏权贵阶层的范围内，周琅还是做了一些努力，比如花钱向那些农奴主购买农奴，然后给予他们自由身份，先是通过让他们服役，然后给他们土地，让他们耕种，将农奴转为自耕农。
驻藏大臣通过这种方式，组建了一只一万人的藏军，分驻在边境地带，建立十几个军事屯垦区。
这只軍队出藏地之后，联合廓尔喀和锡金两个附属国的軍队，总计三万人，其中廓尔喀出兵一万五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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