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九月末，北方的深秋来得猝不及防。前几日还只是晨起时窗玻璃蒙上一层薄薄的白汽，这几日一连刮了三天西北风，把护城河边最后一批槐树叶、杨树叶尽数卷了下来。院里的老榆树秃了大半枝桠，枯黄的叶子被风推着，打着旋儿落在青砖地上，有的滚到墙根，有的飘进廊檐，还有几片，不偏不倚，落进了藤椅底下。
阿黄已经在这个院落里，独自守了三年。
三年前的春天，老李是被救护车接走的。那天也是这样的大风天，白衣人抬着担架进门，老李攥着阿黄的脖圈不肯撒手，枯瘦的手指深深陷进它颈后的绒毛里，喉咙里滚着沙哑的气音，反复只说一句：“阿黄，在家等我。”后来担架出了门，阿黄挣脱了邻居的手，追着救护车跑过两条街，直到车轮消失在路口的烟尘里，才被赶来的居委会王阿姨抱回来，锁进了院子。
那之后，再也没有人从那扇木门里走回来。
阿黄起初不信。它每天天不亮就趴在门缝后，听院子里每一声脚步。清晨送牛奶的三轮车轧过青砖，它竖起耳朵；中午邮递员推着自行车停在门口喊“李师傅挂号信”，它扒着门框呜咽；傍晚放学的孩子嬉笑着跑过，它也支起前腿张望。可每一次，进来的都不是那个带着烟草和铁锈味的人。它的爪子把门板内侧的木漆磨得发亮，门槛下的青砖被刨出浅浅的凹痕，日子一天天过，那句“等我”成了空音，可它还是改不掉守门的习惯。
这三年，阿黄从壮年步入了暮年。曾经油光水滑的黄毛渐渐干枯，嘴边、眉骨上冒出了白毛，跑起来不再像年轻时那样风一样掠过院子，而是慢悠悠地踱步，关节在阴雨天会隐隐发酸。它最常待的地方，还是廊檐下的那把旧藤椅。
藤椅是老李生前坐了十几年的物件。竹篾的扶手被手掌磨得温润发亮，坐垫是老李用旧工装裤改的，蓝布面洗得发白，边角磨出了絮。阿黄记得每个夏夜，老李摇着蒲扇坐在这里，把它揽在脚边，扇出来的风带着艾草和烟草的味道；每个秋晨，老李靠着椅背咳嗽，它就用脑袋拱他的膝盖；每个冬午，老李披着军大衣晒太阳，它就蜷在椅下，听他翻来覆去讲照片里那个梳麻花辫的女人的事。
老李走后，藤椅就空了。阿黄把窝从屋角搬到了藤椅底下，那里还残着一点若有若无的烟草气，混着旧竹篾的干香，是它在这个世界上最安心的味道。每天风起的时候，它就把飘进院子的落叶一片一片叼过来，堆在藤椅四周，像是给空椅子围上一圈栅栏，又像是在等坐椅子的人回来，好让他看见，院子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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